我知道，我是勇夫先生未入门墙的私淑弟子。他有没有及门弟子，我不得而知。有时，我觉得自己已忝列他的及门弟子之中… …
   1983 年7 月，文化部文化干部学院（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的前身）正式成立文化管理教研室。说实在的，别看我现在当了文化管理系系主任，也有一些论文和专著，但当年绝对是两眼一摸黑，什么也不知道；文化管理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无所知。国内外也没有什么可参考借鉴的。这一段时间，如堕五里云雾之中。天无绝人之路。一天，教研室主任蒋以明先生告诉我，她已经请过老焦了，老焦答应抽时间到学院来给我们讲讲。当时．我特别高兴。心想，这下可有个依靠了，非把“文化管理”整明白不可！当然，这位还没见过面的老焦最好是位“巨人”―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巨人的肩膀作为我们的起点了。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当年的想像和企盼。勇夫先生确实是位巨人，并有着坚实宽阔的肩膀给我们作前进阵地；同时，他还常常冲锋在前，于是，我们站在他的肩膀上，和他一起穿越理论和思想的原野… … 每当这个时刻，他或坐，或站，总是燃着一支烟，伴随着一连串有力的手势，为我们指点迷津；而他那深邃的目光，又投向了新的前沿课题，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 … 1984年10 月，应四川省文化厅之邀，我们教研室在戴老（戴碧湘先生）的率领下，带着第一批研究成果，赴成都试讲。时值四川省文化厅举办第一期文化局长培训班，勇夫先生莅临指导。1984 年10 月20 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迄今为止的历史已经证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决定》 发表之后，勇夫先生一连三天谈学习《 决定》 的心得体会。他没用讲稿（也没有讲稿），穿一件军大衣，往藤椅里一坐，面前摆一杯茶，“侃”了起来。不是今天北京人所说的那种侃，而是真正的侃侃而谈。有句成语叫做语惊四座，我看用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儿也不过份。不用说那些文化局长，连我们都觉得耳目一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当时对《 决定》 中的这句话能吃透并能广证博引、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的人，恐怕为数不多。而我对经济学真正感兴趣并加以重视，就是从那次听了勇夫先生的学习心得之后开始的。去年，我为学院第一届文化经济专业的学员开了“文化经济学”这门课，虽说还很不成熟，但总算报答勇夫先生的教诲于万一。本来打算，第二轮教学（现在正在实施）之后，有个大概的模样，凑合着能拿出手了，再去打扰勇夫先生，请他点拨并准备好“挨骂”… … 可惜，我再也听不到他那大雅若俗的谈吐了。1986 年3 月，占祥同志出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他十分重视文化管理理论研究，并身体力行。此后的两三年中，开展了一系列大型研讨活动，如“文化管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座谈会”( 86 年3 月?北京）、“全国文化事业发展战略问题研讨会”( 86 年1l 月?厦门鼓浪屿）、“全国不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研讨会”( 87 年8 月? 遵义）、“全国首届艺术管理研讨会”( 87 年8 月?大连）、“北京国际艺术管理研讨会”( 88 年4 月?北京）、“上海国际艺术管理研讨会”( 88 年5 月?上海）、“全国第二届艺术管理研讨会”( 88 年8 月? 延吉）、“全国文化市场研讨会”( 88 年8 月? 哈尔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理论研讨会”( 88 年12 月? 广州）… … 学术交流和学术研讨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加速器。在上述一系列活动取得一定成绩的情况下，占祥同志同意并支持编纂文化管理丛书，并答应了我的请求，出任丛书主编。他不像其他一些领导，只是挂个名而已。他是真正的主持编纂，从选题的审定，到撰写者的落实，他都亲自过问。当论及编委会的组成时，占祥同志首先想到的是勇夫先生。我当然十分高兴。于是，文化管理丛书编委会于1988 年9 月在北京组成。经过四个月的日夜奋战，丛书第一辑8 部书稿面世。1989 年l 月18 日，丛书编委会在孑民堂召开记者座谈会。当时，我得了丹毒，无法行动，占祥同志派他的车把我接到部里。临开会时，占祥同志有急事不能到场，谁能来顶这个缺儿呢？把我急的够呛。因为我知道，勇夫先生也在开一个重要的会，无法分身。万般无奈之中，我只好给勇夫先生打电话，请他来“救场”。在我的一再恳求和坚持下，他停了那边的会，赶到孑民堂。他一来，往中间一坐，我就踏实了许多。做为一个资深的文化管理者和中国文化管理学的拓荒者，他从容不迫地回答着记者们的各种提问。两三天之后，《 人民日报》 （海外版）、《 新闻出版报》 、《 中国青年报》 、《 工人日报》 、《 文艺报》 、《 北京晚报》 等报纸相继做了报道，一时间，对于文化管理学的宣传形成了一个小高潮。终于，中国文化管理学登堂入室了。
    1991年年底，中国文化管理学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核准，同意注册，依法成立。勇夫先生担任学会副会长。1992 年10 月下旬，在占祥同志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由勇夫先生主持学会成立大会上主体报告的起草工作，我做为助手之一。为此，我们在柏林寺住了几天。实际上，这次我成了个闲人，报告由勇夫先生口述，另一助手姚涵同志打字，基本上没我什么事。姚涵坐在电脑前面，听一句打一句，速度极快；勇夫先生一只手哆哆嗦嗦地夹着一枝烟，一只手背在后边，在屋里来回踱步。想好一句，念了出来，脚步也不停；有时，是一个很长的句子，但他记性很好，能重复好几遍而不错一个字。他们俩一个说一个打，一个来回溜达一个端坐不动，我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十分得意。也就得意了半天，勇夫先生就开始“折腾”我，每念出一句来，就让我评头论足挑毛病；每一段结束后，他和姚涵休息，我得趴在显示屏前边把这段仔细读两遍，提点建设性意见什么的。说实在的，一般还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应该说，勇夫先生的思维、反应、表述都是一流的，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他让我横挑鼻子竖挑眼，实际上是奖掖后进的一种做法，也是对我的一种看重。去年暑假临近结束时，我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勇夫先生住院了。我还真不太相信勇夫先生会生病以至要住院。于是，将信将疑地拨通了勇夫先生家的电话。他的夫人韩阿姨告诉我，那一切都是真的。第二夭，我把这个情况向启全同志做了汇报，并定于9 月6 日一起去友谊医院看望勇夫先生。9 月初是我们最忙的时候，迎新工作是重点。记不清是什么原因，9 月6 日我有事脱不开身，于是就和启全同志商量．下周再说。记得启全同志当时还暗示我．别去晚了… … 我却是信心十足，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不幸被启全同志言中！9 月8 日在班车上，我听到了勇夫先生的噩耗。一时间，我的思维出现了真空。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不能想像曾经率领我们不断探索理论难题的同志一旦倒下之后，谁能来填补这个空白？
    医院没去成，追悼会也没去。我是负了债的。怀着内疚的心情，写了以上这些文字，做为我对勇夫先生的怀念。（责任编辑：紫现）

1984年11月中旬戴碧湘（二排左七）、焦勇夫（二排左六）与四川省文化厅第一期地市州县文化局长班合影（于成都杜甫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