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非典猖獗，人心惶惶。我只是在“5.1”那天匆匆回家看了一眼，没呆多长时间。其间，还上街买了一趟东西，因为那位质朴的西北保姆虽然体魄强健但担子忒小，被非典吓懵了，不敢上街购物。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悔万分！更后悔的是，父亲爱吃纸杯蛋糕，而菜市场旁边那家小西饼店，水平一般，那天售货小姐推荐了一个新品种，我也没买（好像是贵一些）。大约是三四号，父亲有一点发烧，可当时不敢去医院！去了，不管你是不是非典，先隔离了再说。他已经卧床多年，要是给扔在那种地方，还不把我妈急死？！其实，他应该是典型性肺炎，在正常情况下，是不难治愈的。

   父亲是“五.四”的同龄人。那是多灾多难的一代人。南京沦陷后，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毁家纾难，纷纷加入逃难的行列。父亲那年18岁，我祖父早在父亲两岁时便病逝，当时杭州西湖边上的房子刚刚落成不久，住在那里的人算上堂的、表的亲戚一大堆得有二十来口子。逃难可不是今天的旅游，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苦难。父亲一直打前站。到了陪都重庆后，运气还算是不错，一次在马路边擦皮鞋，碰上一个人，是祖父的学生（祖父在民国初年从事过教育工作），总算有了一个糊口的营生。抗战八年，解放战争三年，父亲和一帮穷朋友做过不少种生意，包括修飞机场、打捞沉船和开航空公司——总算混了过来。听母亲说，日子也过得很艰难，经常“孵豆芽”（不开工，大家在屋子里呆坐）。凭父亲的才华，完全可以在政府里混个差事，但他就是不愿意给蒋先生做事，一是国民党太腐败，二是一帮穷朋友放不下。

    建国后，北方缺乏技术人才，父亲被招聘到河北工作。光阴荏苒，半个世纪转瞬即逝。河北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父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唐山制陶工艺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第一个油码头的建设（任“八三”工程副总指挥），在唐山大地震后的废墟上设计、建造第一栋楼房……父亲盖了一辈子房，民用的、工业用的，少说恐怕也有上千万平米，而他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是住在一个多边形的一居室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父亲被招聘到北方工作后，工资好像是208元。后来我大一点了才知道，在当时那几乎是天文数字。而他退休后，直到去世，几经加薪，才有600多。这些年，我有时想起他盖过的房和他去世时住的房，他到北方工作后的工资和他退休以后的工资，总有一种莫名的心酸。

    父亲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所以他就成了市政协委员。不如我二大爷，临去世前三天在高干病房里被宣布接纳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当时我不在场，所以没有看到二大爷听到这个喜讯后的反应，当然，更无从得知他的心理活动（活思想）。后来我偶尔想想，二大爷也算没白追随田汉、阳翰笙诸君干革命，总算在人生征途的最后一瞬间实现了他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

    父亲走的时候我们哥儿仨都没赶上。连夜送到平房，当那个师傅毫无表情地把那个长抽屉推到头时，我意识到：从此，父亲和我们天人相隔了…… 

     七十三，八十四——真准。

             2006年5月7日凌晨一点三刻 急就于“一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