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北京住了四十多年，但从来没有去过太平湖：一是当年她几乎没什么知名度，不像昆明湖、龙潭湖、青年湖；二是“文革”前的中学生，都奔着“5分加绵羊”去的，除了上课就是看书锻炼身体，没人四九城的瞎转悠。而我是属于比较另类的，住在和平里，上学在北新桥，所以得打月票，所以有机会去“溜车”（这在当时也算得上奢侈了）——把当时月票能坐的公共汽车从起点到终点统统坐一遍——但从未到过太平湖，因为它不是任何一路车的起点或终点。当然，现在想去也去不成了，“文革”中太平湖被填平了之后成了停车场——老舍先生留给我们唯一的念想儿，也没了。

    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在太平湖边上呆坐了一天，大约午夜时分，老舍先生把一切都想清楚了，毅然决然走向水面深处……此前一天，老舍先生的灵魂与肉体两次“遭遇”革命：“先是在国子监（孔庙），被打得头破血流，鲜血湿透了白衣衫，他的头被胡乱缠上戏装上的白衣水袖，血仍在流，样子十分可怕”；后又被押回文联，“老舍先生是市文联主席，坐‘喷气式’，把一块写着‘黑帮’的大木牌吊在老舍先生的脖子上，细细的铁丝勒到肉里边，拳打脚踢揪头发……”，67岁的老人显然经不住如此“革命”，趴下了。马上，一边一只脚又踩上来，（当时最时髦的提法叫“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期间，“人群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尖着嗓子叫，我揭发，老舍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了……”。这个揭发自然招致了更狠的毒打与折磨。在被送到派出所之前，老舍先生对这种史无前例的人性中兽性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反应——“他挺直脖子，发出撕人心肺的呼喊：你们让我说什么？随着吼声，他突然猛一转身，将手中的木牌砸在刚才一直对他又打又压的女红卫兵头上……”。
    我是1960年8月到北京来读书的。虽然有6年时间与老舍先生同在一块蓝天下，但却没有机会近距离地一瞻老舍先生的风采，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终身的遗憾——因为我是那么喜爱《茶馆》和《骆驼祥子》，虽然那时十来岁的我并不能看懂他的全部。我见过赵树理先生，并去过他家（大佛寺），因为我与赵三湖是同学；我也见过李季先生，我和他的女公子是同桌；我伯伯在中国文联工作（王府井大街36号）。当年中国文艺界的顶级人物见过不少，但就是无缘得见老舍先生。后来我算了一下，老文联大楼与乃兹府的“丹柿小园”（老舍故居）也就是一箭之遥，基本上在同一水平线上（东西向），500来米吧。也就是说，当我在老文联大楼时，离老舍先生并不太远；而太平湖，是遥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热切召唤下，老舍紧赶慢赶地回了国，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北京（北平）。老舍认为，“在感情上和共产党有天然联系，跟新政权是一头的”（舒乙），所以，在创作上放得开，龙须沟还没修完，戏就排出来了。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年，直到他的挚友胡风成了“反革命”，直到他的作品被要求七改八改，老舍才渐渐地产生了一些困惑和不解。但出生于晚清、亲历过国民党政权黑暗腐败的老舍，对新中国和毛泽东的热爱是矢志不移的；他依然挥动如椽的大笔，热情讴歌新中国及其建设者，只是，觉得这支笔越来越沉了，不那么得心应手了……
    应该说，老舍先生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会以这种方式来告别这个世界和他的亲人，虽然他是一位有着丰富的想象力的世界级作家。老舍先生就那么走了，他就那么放得下心？这个他曾经纵情讴歌、为之献身的国家，真的不需要他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那十几个小时里，他都想了些什么？或许他想明白了，于是走向水面深处；或许他什么都没想清楚，把问题留给了我们。
    我想，老舍先生是想明白了才驾鹤西去的。这个世界真的是不需要他了，他的存在只是一小撮中华民族不肖子孙手中皮带、木棒的目的物。或许更多的是他想不明白的事情：胡风，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舒芜，怎么能以私人信件中的只言片语来定罪呢？刚刚颁布的宪法就不管用了？丁玲，刚获斯大林文学奖没两年，怎么就成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头子？反右派运动接踵而至，许多朋友都榜上有名，自己虽然躲过了这一劫，但却是以修正自己过去正确的观点为代价的——这叫什么事？既不会写戏又不会看戏的人，却可以对你的呕心沥血之作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里应改为什么什么，那个人物应如何如何，凭什么呀？就凭他们什么都不懂？就凭他们是领导？……现而今，这个世道变了，变都叫人不认识了：一批年幼无知的孩子（红卫兵）可以随便打人抓人侮辱人，抄家、剪阴阳头，可以把珍贵的书籍字画付之一炬……孩子们年幼无知，大人们也跟着掺乱，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革命（即前文提到过的揭发老舍卖版权的那个女人）居然也会落井下石？这不是要把我置于死地吗？我怎么得罪她了……于是，带着这些想明白的了和想不明白的事情，在丙午年初秋一个普通的夜晚，老舍先生，走了。
    后来，我总在想：当时，倘若能有个人像周恩来保护陈毅那样（周恩来说：谁要想把陈老总带走，就先从我身上踏过去！）保护一下（一下！）老舍先生，他是否就不会产生轻生的念头了呢？他会感到一丝理解和慰籍，他会感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人需要他……当然，这人多半儿会被当场打死或打个多半死，往平房（东郊火葬厂）一扔就完了，于事无补，老舍先生还是会去投湖的——否则，那就不是老舍。
    我不是专业的研究者——顺便说一句，我十分佩服傅光明先生（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老舍研究专家）在老舍研究方向上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我只是在中国当代文化管理研究方向上，在进入宏观视野的几位大作家（即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中，老舍先生的情况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很有价值的个案，加上对《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的喜爱，于是我阅读了一切能找到的文字和图片。在李辉先生的《老舍——消失了的太平湖》一书中，有一幅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1946年老舍与曹禺——中国现代剧坛两位巨子在美国耶鲁大学校园里的合影，全身照，光线柔和，两个人都在笑，笑得十分灿烂；曹禺先生是笑逐颜开满面春风；老舍先生是引而不发，抿着嘴，透着喜兴。我看过不少二位先生的照片，但此后的照片中似乎再也找不回来那么从容的笑容了。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说——“可惜老舍没有活到今天，假设他活到了今天，再回过头来，他会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历史不能假设，人死不能复生，作为后来者，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理性和清醒的认识；否则，不但许多血白流了，我们还很有可能会两次走进同一条河。
    对老舍先生心仪已久，老舍先生与我们天人相隔已经37年了，谨以此篇小文表达我对老舍先生的敬仰思念之情。